戴熙与“咸丰通宝”宝泉局

邓仲祥

　　  
　　清代中期，乾嘉学派兴起，考据之风盛行，金石学趋于鼎盛。在此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或好书画；或精于图书校勘；或广藏泉瓦碑拓；或亦摹篆殷周金铜。在这批学者中，能集书画收藏于一身，且亦文亦武者，便是戴熙。
　　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榆庵、松屏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官拜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等，戴熙擅画山水，学王翚笔墨，兼师宋元诸家，尤善花卉及竹石小品，亦能治印，著有《古泉丛话》《习苦斋集》《题画偶录》等。传世画作有《云岚烟翠图》《忆松图》《满门风华》等。
　　戴熙不仅善书画，且富藏历代珍泉金石古玩，并精于研究，曾因收藏有海内孤品的“大齐通宝”闻名于世。咸丰初年，为阻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东进，奉清廷之命在浙东组织团练，加二品顶戴。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主帅忠王李秀成率众攻打杭州，戴熙组织团练以抗击农民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致杭城陷落。城破之时，戴熙率其族人同时投水自尽，以身殉国。在戴熙去世后，清廷特降恩旨，追赠其尚书衔，建专祠，谥号“文节”。据传，在戴熙殉难之前，他将所藏古泉珍玩悉数埋入土中，就此他的藏品便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后来，甚至有古玩商高价买下戴氏宅第，掘地三尺试图搜寻戴熙的那些“下落不明的藏品”，然一无所获。
　　在戴熙的晚年，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彻底腐朽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严重激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直接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将危机的代价全部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开始鼓铸大量品种复杂，轻重不一，材质各不相同，且面值巨大的虚值货币，即“咸丰”年号的系列货币。在这些货币中有一种由清户部宝泉局所铸的铁钱特立独行，这便是泉界赫赫有名的“戴书咸丰”。
　　据传，这种咸丰通宝正是由金石学家戴熙所书，在清代咸丰朝以前，各帝所铸钱币，大多字体呆板、凝滞、俗陋，毫无书法艺术的气息和价值可言。“戴书咸丰”有通宝、重宝之分，且多为铁质货币。
　　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这枚“戴书”宝泉局咸丰通宝（见图）为铜质，系铸造铁钱的母钱，俗称“铁母”，重4.4克，直径23.2毫米。是品面文书法，笔意凝练清峻，结体秀丽隽逸，在书写风格上明显异于其他钱币，尤其在“咸”字的写法上与其咸丰钱迥然不同，“咸”“宝”二字的笔势，如铁画银钩般劲挺；背文为从左至右读满文“宝泉”二字；铜质精炼，呈紫铜色，地章干净无砂眼，当铸造铁钱用于翻砂之实物。
　　然而，历史并没有一条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戴书咸丰”钱由戴熙所书。民国时期，著名的泉学家王荫嘉曾评价：“（戴熙）公自道光末年致仕以后，从未离杭，以至殉难。宝泉局远在北京，所铸钱文，何以能出公手？……公在督学广东任中，擢兼礼部侍郎。还朝，转兵部右侍郎。宝泉局属于户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况公已致仕乎！”总之，就戴熙的宦海生涯来说，或许多有不符合书写货币文字的条件，但作为以身殉国的“文节”学者戴熙，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金石研究层面，无疑都是为世人所提倡，犹如高山般受人敬仰的，这也可能便是将书体独特的“咸丰通宝”冠名以“戴书”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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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并没有一条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戴书咸丰”钱由戴熙所书。民国时期，著名的泉学家王荫嘉曾评价：“（戴熙）公自道光末年致仕以后，从未离杭，以至殉难。宝泉局远在北京，所铸钱文，何以能出公手？……公在督学广东任中，擢兼礼部侍郎。还朝，转兵部右侍郎。宝泉局属于户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况公已致仕乎！”总之，就戴熙的宦海生涯来说，或许多有不符合书写货币文字的条件，但作为以身殉国的“文节”学者戴熙，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金石研究层面，无疑都是为世人所提倡，犹如高山般受人敬仰的，这也可能便是将书体独特的“咸丰通宝”冠名以“戴书”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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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的戴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