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赤水求实 于 2026-11-14 07:21 编辑
第五十回 遥闻故里英烈逝 绍敏抚案动哀肠
诗曰： 一纸家书动蜀城，故园消息隔重扃。 惊闻赤水双星陨，痛断灵溪万绪萦。 忆昔燕园同洒血，伤今边邑各飘零。 孤灯夜半推案坐，泪洒青衫恨未平。 话说那谢绍敏，字灵溪，本是那赤水河边一个读书人。当年在北大法科求学，五四运动那场狂飙骤起的时候，他曾在北大法科礼堂，听得那谢绍敏那一位同窗咬破中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满堂悲愤，燃起那一腔青年怒火。 他自家也在那五四运动的街头，与那刘仁静、那张国焘诸人相识相交，一同在那血与火的日子里，呐喊过、流过血，把那一腔救国的热血泼洒在那北国的街头。 谢绍敏虽是身在宦海，那一颗心却始终系着故土的赤水河，系着故土的一众亲人、一众青年。后来因着一桩公务、一段情由，他又辗转到了四川，供职于那省城里一个衙门。 这一来，赤水河畔的故乡，便与他隔了万水千山。 那时节，那赤水在外地的这一位一位同志，与家乡的联系，已是完全中断了。 他时时地想着：咱那赤水河畔的乡亲，如今可都好么？咱那一众故土的青年，如今都在哪里？他自家又因着那“共党嫌疑”一类的风声，时时提防，不敢把那故土的联系张扬地续起来；只能趁着那一个又一个赶场的日子、那一个又一个从川黔上来跑滩的客商，悄悄地打探那故土的消息。打探来的，多是些零碎的、含糊的、教人不敢深想的话。 有人说，合江那边前些年捉过人，一夜间锁了十几家门，狗叫了半宿；有人说，赤水城里的学堂散过几回，先生走了，学生也散了；又有人说，重庆的监里关着几个年轻女子，个个不肯招，只骂；还有人压低嗓子讲，江北那河滩上，夜里响过枪，第二天清早，有人看见滩上被水冲平的沙痕。这些话，一句一句，都不成个完整的事情，说的人也不肯指名道姓，只在桌上用指头蘸着酒，写一个姓，又赶紧抹了。 他每次听罢，回到住处，都要在灯下坐上一阵，把那些零碎的言语在心里拼一拼，拼来拼去，总拼不出一张完整的面目来，只剩下一阵阵心口的发闷。他也曾托人带过几回信，回信却一封也没有；有一回托一个熟识的行商捎去一小包药材和一封短札，那行商走到半路又折回来，说前头风声不好，过不去。 那一日，谢绍敏正在省城衙署里办着公文。忽有门房来报，说有一个川黔口音的商人求见，说是替他捎来一封家书。 他听了这话，心里头猛地一跳，手中那笔便停在半空。他想：咱离那故土多年，音信早已断绝，这是哪一个，竟还惦着咱，从那川黔地面，千里迢迢捎了家书来？ 他便吩咐把那商人请进来。来人是一个川黔口音的汉子，穿着一身走乡串户的粗布衣裳，裤脚上还沾着路上的黄泥，说是从赤水河下游那合江、那赤水一带上来跑滩的。 他先把那肩上的褡裢卸下，又从里头取出一封泛黄的家书，双手捧着，递到谢绍敏面前，低声道：“谢先生，这是府上亲眷托咱捎上来的。咱路远走了一年多才送到你手上。你家的亲眷，说是急着要见你一面呢。” 谢绍敏双手接过那封泛黄的家书，心里头那一阵阵说不出的滋味，便都涌了上来。那信封的纸已软了，边角磨得起毛，封口处的糨糊干得发脆，显是被人翻看过、捏过、揣在怀里走过千山万水的。他拆开封口，取出信纸，一字一字地读下去。 那信，原是他妻子托人写的。信上说，她这些年长年地病着，身子骨一日一日地垮下去，起先还能扶着门框到院中坐一坐，后来便连那床沿也下不得了；家里那日子，也一日一日地艰难起来，柴米渐贵，药钱难筹。她病中时时念叨着他，盼着能与他一见；她怕自己熬不过那日子，才托了那跑滩的客商，千里迢迢捎了这一封家书来，催他速归。信的末尾，是一行歪斜的小字，说是她自家握着笔写的，写不成样，只求他认得。 他认得那字。那是他离家前一年，在灯下一笔一笔教她写的。她本是场上一个药铺人家的女儿，没进过学堂，只识得几个数目字；他却偏要教她写自家的名字，写“赤水”两个字。她学得慢，写一笔要停一停，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个墨点。他那时还笑她，说：“你这字，像河滩上被水冲过的石头。” 她也不恼，只把那纸折起来，收在针线匣子里。如今那针线匣子还在，字却写到了这封信的末尾，歪歪斜斜，一笔一笔，都是病中撑着写下的。 再往下看，信里还夹着一小片干了的柏树叶，叶片上有一道浅浅的折痕。他记得，那是自家院中那棵老柏树上的。他走的那年春天，她折了一枝，说是留着压书。这许多年过去，叶子干了，颜色也褪了，那一分心意却还在。 谢绍敏读罢，那一腔离乡多年的酸楚、那一腔宦海浮沉的郁结，便都一齐涌上心头。 他想着：咱那妻子，病着多年，盼着咱归，咱却远在这四川地面，供职于这无谓的衙门，一事无成，还连累她独自在那故土熬着苦日子。咱这许多年在外头东奔西走，到底挣来了什么？咱那故土的亲人、咱那故土的青年，咱都顾不上了！ 他趁着衙署里四下无人，把那家书紧紧攥在手里，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那泪水便顺着指缝，一行一行地流下来，把那衣襟都打湿了。好容易才收住泪，把那信纸细细折好，贴在那贴身里衣的夹层里，又伸手在外头按了一按，仿佛怕它飞了去。 到了夜里，他回到住处，一个人坐在书案前，望着一盏昏黄的桐油灯。那灯芯烧得短了，火苗细细的，一跳一跳，把他那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墙上。他心里头那一桩一桩故土的旧事、那一张一张故土青年的面影，便都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了起来。 他先想着五四的年月。那时他还是北大法科的一个学生，满腔热血，一心只想着救国。那礼堂里的一幕，便又清清楚楚浮上心头：他咬破中指时那一下钻心的疼，血落在衣襟上时那一点点的温热，满堂学子立起身来时那一片嗡嗡的声浪。他又想着五四的街头，那潮水一般的学生，那淋漓的热血，那一句一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呐喊。那一个日子，是咱那一代青年，用一腔热血点燃起来的啊。 他又想着故土的青年。赤水河畔，原也是出过许多热血青年的。那梁业广，原是川南师范的学生，受了恽代英、萧楚女的教诲，又投考过广州的农讲所，听那毛先生讲授农民运动的方略；回到川黔边区，便办平民夜校，开之江书店，建赤合特支，把一腔革命的热血，泼洒在故土的山乡里。那夜校的灯，是在那祠堂的厢房里点起的，一盏桐油灯照着十几张黑瘦的脸；那书店的书，是用油纸包了，藏在背篓底下，一程一程背进山去的。那一回一回头，谢绍敏也隐隐约约听那跑滩的客商说起过：说那梁业广后来被反动官府捉了去，关在合江的大牢里，受尽了酷刑；又说，他已是刑伤发作，死在牢里了，年仅三十三岁。 他又想着那黄星元。那是故土一个女子学堂里的少女，豆蔻之年，便入了赤水县立女子小学。在那一所学堂里，她头一回听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之说，那一双眼睛亮得像点了灯，从此便冲破了旧礼教的束缚，心中萌生了反抗封建的念头。后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赤水，全城震动，她便登台演说，痛斥日本侵略、军阀卖国，把那校堂都震惊了；她又转入复兴场、尧坝，组织读书会，向那山民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又入了少共，做了少共合江特支的书记、少共四川省委的秘书。 那一回一回头，谢绍敏也听那跑滩的客商说起过：说那黄星元后来被叛徒出卖，在重庆被捕入狱，受尽了酷刑，却坚贞不屈；又说，她已被反动官府押赴江北的刑场，慷慨就义了，年仅二十一岁。 他更想着那段雪笙。那是故土一个读书人家的子弟，也是赤水本土的先进青年。当年段雪笙远赴北平，拜见蔡元培先生，把那《蜀语》译为白话，得蔡公赏识，做了北大特别研究生；又在燕园结识川籍革命家孙炳文，在其引导下研读马列，认清了救国的道路，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介书生，转为革命战士。后来北伐军兴，他南下广州，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政治宣传；大革命失败之后，辗转逃亡，亡命江汉，避居上海，以文学创作、报刊编辑作掩护，从事地下左翼的文化斗争。 那一回一回头，谢绍敏也隐隐约约听那跑滩的客商说起过，说那段雪笙如今是生是死、身在哪方，便都音信全无了。 那谢绍敏便在昏黄的桐油灯下，把那一桩一桩故土的旧事、那一张一张故土青年的面影，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他想着梁业广办学传书、建特支的一桩桩实事，想着他那一腔革命的热血、那一颗为着穷苦人的心，如今却是刑伤发作，死在牢里了；他想着黄星元豆蔻之年立志反抗封建的勇气，想着她那句“咱穷人，总有那出头的一天”的誓言，如今却是被叛徒出卖，就义在江北的刑场上了；他又想着段雪笙译《蜀语》、入燕园、随北伐的一步步踪迹，如今却也是或流亡、或被捕，音信全无了。 他想着：咱那故土的青年，原是一辈一辈地，用一腔一腔的热血，替咱这川黔边区、替咱这赤水河畔，撑起革命的一片天来的。他们或是就义了，或是流亡了，或是被捕了，可他们那一颗心，却都还亮着、燃着；他们那一腔革命的热血，却都还泼洒在故土的山乡里。可咱呢？咱这个当初在北大法科、在五四街头也喊过、也流过血的青年，如今却躲在这四川地面的衙门里，浮浮沉沉，一事无成！咱眼睁睁看着故土的青年一个一个地倒下、凋零，咱却什么也做不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头那一阵悲痛，便又一齐涌了上来。他便把拳头重重地捶在书案上，悲声道：“咱那故土的青年哪！咱那灵溪，枉读了这许多圣贤书，枉做了这许多年的推事，却连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都护不住、救不了！咱对不住那故土，对不住那一众死难的青年哪！” 那一声一声悲痛的叹息，便在空落落的住处里回响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也在夜风里摇摇晃晃地跳着。他捶过之后，手背上留下一道红痕，半晌才慢慢褪去。桌上那一方砚台被他震得一斜，砚池里的墨汁漾出来，浸湿了公文的一角。他看见那一片墨渍慢慢洇开，像一小块夜色，便又怔了一怔，把那份公文挪到一边，任它晾着。 悲痛稍稍平复，他又想起妻子来。信上说她长年病着，盼他能归；他想着她那一张病中的面容，想着她独自在故土熬着苦日子、却还惦记着他的情分，心里头那一阵一阵的愧疚、一阵一阵的酸痛，便又一齐涌了上来。 他想：咱这一生，亏欠故土、亏欠那一众死难的青年，已经太多了；咱再不能连那病中的妻子也抛下不管。咱便趁着这公文、这差事，暂且告一个假，回去看一看那故土，看一看那病中的妻子；便是日后衙门里还有甚要紧的差事，咱也顾不得了！ 想到这里，他便站起身来，把书案上那一堆公文都收拾整齐，又从那贴身的衣袋里取出那封泛黄的家书，细细看了一回，才又折好放回夹层里去。他心里头那一桩一桩故土的旧事、一桩一桩未竟的志愿，便都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一股一股悲痛的潮水，便也一遍一遍地涌上来，又一点一点地压下去。 他便就着那一夜昏黄的桐油灯，把归乡的行装一桩一桩收拾起来：几件旧衣，一方砚台，两本常读的书，还有就是那一封家书。他想着：咱这一去，既是回去看那病中的妻子，便也该顺道去赤水河畔走一走，看一看故土的山水、故土的山乡；去那九支、那赤水，寻一寻故土青年的遗踪，遥祭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一众死难的故土同志一番。他们虽已是或就义、或流亡、或被捕，音信全无；可他们那一腔革命的热血、那一颗为着穷苦人的心，却还都记在咱的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一夜，他便在住处守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一夜都没有合眼。他心里头那一腔悲痛的潮水、那一腔归乡的急切，便都翻涌着，直到那东方泛了白。 既决意归乡，他便趁着那几日，把衙门里的差事交割清楚，又告了假，收拾好行装，启程往那川黔地面，赶回赤水河畔的故土去。 那时节，正是冬尽春来的时候。他先是乘了长途的马帮出了蜀城城门，马蹄踏在泥路上，一路都是那赶马人的吆喝与铃铛声；又换乘客船，沿岷江顺水而下，转入长江，一路到达合江，再转入赤水河，一路溯江而上。 那一路的风物，便也随着那船，一点一点地从蜀地的平原，变作黔北的山乡。两岸的丹崖、黄竹、绵竹，一程一程地衬托着江上的景色；那河面上的涛声，便也哗哗地响着，把他心里的潮水，一遍一遍地翻涌起来。 船上搭着几个同路的客人：一个贩盐的，两个赶场的，还有一个背着药篓的老汉，说是去合江替人瞧病。那老船工撑了三十年的篙，识得每一处滩口，遇着水急处，便把篙一点一点地试，嘴里咬着旱烟杆，烟灰落在船板上，风一吹就散了。闲下来，那贩盐的便讲起沿江的行情，讲哪一处关卡的税重了，哪一处的团防又添了枪。 谢绍敏听着，只偶尔问一句“赤水那边，近来可安静”，问得极轻，像怕惊了谁。 那老船工便抬眼看他一看，把烟杆在船舷上磕了磕，道：“客人是回家去罢？这年头，回家的人多，回来的人少。”说罢，便不再言语，只把篙往水里一送。 谢绍敏听了这话，心里头像被什么轻轻一戳。他也不再多问，只回到船头，望着两岸那熟悉又陌生的山乡，心里头那一桩一桩故土的旧事，便又涌了上来。 他想着：咱那赤水河畔，原是咱出生的故土，原是一辈一辈的乡亲，用那一犁一锄、一担一挑养活起来的。咱这一离乡，便是许多年；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原是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段雪笙，用一腔一腔革命的热血，替咱这川黔边区撑起一片天来的。可如今，那梁业广死在合江的牢里了，那黄星元就义在江北的刑场上了，那段雪笙也是或流亡、或被捕，音信全无了。咱这故土，到底是遭了多大的难啊！ 那船便在赤水河的涛声里，一程一程地往前走着。他望着两岸的青山绿水，心里头那一腔悲痛的潮水，便又涌了上来。 他想着：咱这一回去，既是要看那病中的妻子，便也该去那故土的山乡里走一走、看一看，寻一寻故土青年的遗踪，遥祭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一众死难的故土同志一番。他们虽是已死，可他们那一腔革命的热血、那一颗为着穷苦人的心，却还都亮在咱这赤水河畔，一辈一辈地传着。 他望着那两岸的丹崖、那楠竹，望着那河湾边一处处吊脚楼、一间间穿斗木房，心里头那一阵一阵说不出的滋味，便都涌了上来。 他想：咱这故土，还是那从前的故土；那青山，还是那从前的青山；那赤水河的涛声，也还是那从前的涛声。可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段雪笙，却都已经或死、或亡、或杳无音信了。这青山依旧、故人凋零的滋味，便像一根一根的针，扎进他心里，痛得他一时都喘不过气来。 那一日，那船终于泊进了赤水县城边的一个码头。 他下了船，踏上故土的土地，望着那熟悉的街巷、那熟悉的码头，心里头那一阵一阵的酸楚，便又涌了上来。码头上那石阶还是那样湿滑，那卖汤圆的小摊还是摆在老地方，只是摊前的人，换了几茬。他想着那病中的妻子，便也顾不上那一程一程的风尘，径直往家里赶去。 回到家里，他见了那病中的妻子。她躺在一张病榻上，脸色已是蜡黄蜡黄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一双眼里却还亮着那一分盼他归来的光。 她见了他，便挣扎着坐起身来，拉住他的手，颤声道：“灵溪，你可回来了！咱这许多年盼你，盼得那眼睛都瞎了！咱这病，怕是熬不过那日子了；临了能见你一面，咱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谢绍敏听了这话，那一腔酸楚便一齐涌了上来。他握住她那枯瘦的手，只觉那手凉得像一片瓦，颤声道：“莫说那丧气的话！你既盼咱回来了，咱便守着你，把这病一点一点地将养起来。咱这一回来便不走了，守着你，守着咱这故土，守着咱这一众乡亲！” 他便在故土住了下来，守着那病中的妻子，把那衙门里一桩一桩浮沉的差事，暂且都抛在了脑后。他日日熬药、煎汤，扶她起身在院中坐一坐，又托人去那乡里寻些山参、天麻一类的药材来。那日子过得慢，也过得静。 院中那棵老柏树还在，秋天落叶，冬天结霜，开春时又抽出新绿来。 他每日清早起来，先把院中扫一遍，再进屋熬药。药罐子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响，那苦味顺着热气漫出来，漫到院子里，也漫到街坊四邻的鼻子底下。 隔壁的老婆婆有时过来看看，坐在门槛上，摇着头叹一口气，道：“谢先生，你这一回来，算是你女人的福气；可你那一身的本事，就丢在这屋里了？” 他听了，只把那药汁滤进碗里，淡淡地道：“本事丢不了的，人在就好了。” 他又趁着那得空的时分，独自走到赤水河畔那码头边、那河湾边，望着那远去的涛声，望着两岸的丹崖，遥祭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一众死难的故土青年一番。 那一日傍晚，他便又独自走到那码头边。那夕阳正从赤水河上游斜斜地照下来，把河面上那一片波光都染得红红的。 河湾边那一排吊脚楼、那一棵一棵的黄葛树，便都笼在暮色里。他站在河边，望着那远去的赤水河，心里头那一桩一桩故土青年的旧事，便又翻来覆去地转了起来。 他从岸边寻了三块平整的石，摆在那黄葛树下，算作三座虚位；又寻一只粗陶碗，斟了半碗米酒，洒一半在石前，一半留在碗底。 他没有香，便折了三枝柏枝，插在石缝里，用火镰打着了火，把那柏枝点起来。柏枝烧不旺，只冒青烟，香气细细的，混在河风里飘出去老远。 他便在那烟里立着，把腰深深地弯下去，行了三鞠躬，嘴唇动着，说的什么，风一吹就散了；只听清了一句：“诸位，咱回来了。” 他想：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原是梁业广、黄星元、段雪笙这一辈一辈的热血青年，用一腔一腔革命的热血，泼洒在咱这川黔边区，替咱这一方水土撑起一片革命的天空来的。那梁业广办夜校、开书店、建特支，把一腔热血都浇在故土的山乡里；那黄星元一个豆蔻之年的少女，便立志反抗封建，登台演说、组织读书会、入少共、当秘书，把一腔热血都泼在故土的街巷里；那段雪笙译《蜀语》、入燕园、随北伐，把一腔热血都洒在国难的途程上。他们或就义、或流亡、或被捕，可他们那一颗为着穷苦人的心，却都还亮在这赤水河畔传着。 他又想着：咱这个当初在北大法科、在五四街头也喊过、也流过血的青年，如今却是一事无成地回了这故土。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咱护不住、救不了；咱那国难当头的一片天，咱也撑不起、顶不住。咱这一生，到底是做成了什么？ 想到这里，那一阵悲痛便又一齐涌了上来。他便回到家里，一个人坐在书案前，抚着那案面长叹一声，悲声道：“咱那故土的青年哪！咱那梁业广、那黄星元、那段雪笙哪！咱那灵溪，枉读了一世的圣贤书，却连咱那故土的一众青年，都护不住、救不了！咱对不住那故土，对不住那一众死难的青年哪！” 那一声一声悲痛的叹息，便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回响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也在夜风里摇摇晃晃地跳着。那窗外的赤水河，便也哗哗地响着，像是那故土，也在陪着这游子一同悲叹。 那一夜，他守着那病中的妻子，又独自坐在书案前。他望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心里头那一桩一桩故土的旧事，便又走马灯似的转了起来。 他想那梁业广，想着他在之江书店里把一本一本进步书刊递给山乡青年，又想着他在平民夜校的讲台上把一句一句革命的道理讲给穷苦农人听；他想那黄星元，想着她那豆蔻之年在女子学堂里头一回听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之说时那一双亮晶晶的眼，又想着她在九龙坡、在一处一处乡场上的小学里向山乡娃儿讲抗日救国道理时那清脆的嗓音；他又想那段雪笙，想着他在燕园里捧着那一卷《蜀语》译稿去拜见蔡元培先生时那一路忐忑又兴奋的脚步。 这一张一张故土青年的面影，便都清清楚楚浮在他眼前。他们原是活生生的、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原是赤水河畔一辈一辈长起来的后生。可如今，那梁业广死在合江的牢里了，那黄星元就义在江北的刑场上了，那段雪笙也是或流亡、或被捕，音信全无了。咱这故土，到底是遭了多大的难啊！咱这一辈一辈长起来的后生，怎么就一个一个地这样凋零了呢？ 他想着想着，那一腔悲痛的潮水便又涌了上来。他便又抚着那书案，把那脑袋埋进臂弯里，久久地抬不起头来。那窗外的赤水河便也哗哗地响着，像是那故土，也在陪着这游子一同地哭。 可那一阵悲痛过后，他望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心里头那一腔悲愤、那一腔不平，便又慢慢地化作一分沉静而坚定的力量。 他想着：咱那故土的青年，虽是或死、或亡、或杳无音信；可他们那一腔革命的热血，却还都泼洒在这赤水河畔、这川黔边区的山乡里。咱这一辈幸存的故土之人，便该把他们那未竟的志愿，一代一代地记在心里、传下去。咱虽是老了，病中的妻子也要咱守着，可咱这一颗心，却还要向着那故土、向着那一众死难的青年，一辈子都不曾忘。 那窗外的赤水河便也哗哗地响着，像是一遍一遍地诉说着那故土青年的心事。他便在这沉沉的夜里，望着那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心里头那一腔悲痛的潮水、那一腔沉静的信念，便都绞在一起，把那后半生都照亮了。他知道，这一夜，他又要睁着那一双眼，坐到那天明了。 日子便也一日一日地过着。他守着那病中的妻子，晨起熬药，晚间掌灯，闲时便到河边走一走，寻访故土青年的遗踪，遥祭一番。这中间，那华北的风云，却一日紧似一日。 那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胁迫国民政府，签下了那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把冀察两省的大权都夺了去；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挂起那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要把那华北也从中国版图上割了去。 那一桩一桩亡国的消息，虽是隔着万水千山，传到这赤水河畔来，却也叫那谢绍敏心里头那一腔忧国忧民的烈火，腾腾地又烧了起来。他想：咱这国家，怕是又要遭大难了！咱那北平的学子、咱那全国的同胞，怕是再也不能坐视那东洋鬼子这般欺凌咱了！ 那一夜，他把那报纸上的消息，一句一句念给病榻上的妻子听。 她听着，半晌没有说话，只把手从被角里伸出来，握住他的袖子，道：“灵溪，咱这身子是不中用了。你若还要出去做事，便去罢，莫为了咱，把心搁在这屋里。” 他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把那袖子往她手心里送了送，低声道：“咱哪儿也不去。咱守着你，也守着这河。” 这正是： 毕竟那谢绍敏回到故土之后，守着病妻，遥祭英烈，心中那一腔悲痛可曾稍稍平一平？那华北的风云既紧，他又将如何自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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