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之之 于 2018-2-27 23:17 编辑
第三，文艺要写工农兵的本质，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在特色社会里，文艺还能不能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南国三部曲》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条件。 《愤怒的玉兰》结尾写到莫老爷在警察追捕下，带着铁锁链逃到海边，被一位渔夫发现了。渔夫问他：“你是逃犯吗？”莫老爷大着胆子回答：“我不是逃犯。我是玉兰村……”只报出一个村名，渔夫就猜出他是“为咱农民打抱不平的莫老爷！”有了这句判断，就有了渔夫一系列的搭救活动。我在评论时，写下这么一段话：“它说明革命者不怕死，是革命者自身的最好保护伞；而人民群众是革命者的天然保护神。”现在看，毫无疑问，是作者运用自身的想象，给作品一个余味无穷的结尾。如果对人民没有本质的认识，能写出这样惊人之笔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有一个认识过程： 自小我受到革命文艺的教育，看了《小二黑结婚》，就学着给村民写剧本，以村农会主席和一位寡妇恋爱结婚的故事为蓝本，写真人真事在全县演出，获得一等奖。从此，我就爱上了赵树理；到大学，读了《红旗谱》，又爱上了梁斌。这时只想着梁斌笔下的农民比赵树理的高大，不知道问题的根儿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遵照“讲话”的教导，利用下乡下厂劳动之机，主动和工农交朋友，确实也感受到工农群众值得歌颂。但是，知识分子高人一头的思想，仍然放不下来，对工农没有一个转变立场的根本认识。 毕业了，工作了，经历的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有了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自觉性以后，对这个问题才算认识到根上。记得我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笔下的暴动农民和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那么的不同。一个确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则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个不同，反映的是世界观。当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上海听了陈赓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他画了很多标记，打算要写，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这说明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没有生活，即使是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是创作不出来的。 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世界观改造的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有希望和人民接近。和人民接近的越多，对人民的生活“吃”得越透，创作的素材就越丰富；在创作的时候，想象的余地就越宽广，浪漫主义的笔法运用起来就越自如。正如魏巍同志说的：“愈是生活底子深厚，艺术想想驰骋的天地也就愈是宽广。” 毛主席在“讲话”的最后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有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自觉解决这个问题，才有解放区和解放后革命文艺繁荣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借鉴这个历史经验，透过修正主义的迷雾，看到我们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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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7 23: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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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8 12: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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