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王之吃过早餐后,在周秘书和刘大地的陪同下,来到子女较多生活较为困难的刘大伯家中,与他们聊聊天。当刘大伯听到省里大官登门家访,心里啪啪直跳,既高兴又有点害怕。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像这样的省里大官,仅在电视上见过,从来没有这样的大官员面对面交谈。这时,面对王之来到家中,站在自己的面前,刘大伯按农村的实际情况,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赶忙倒上两杯白开水递过去。 “刘大伯,今年年龄多大了?”王之用十分亲切口气问。但是,刘大伯听不懂普通话,没有马上回答。周秘书也不是本地人,也不懂当地话,这样,只好由刘大地当临时‘翻译官’了。 “刘大伯,今年年龄多大了?”刘大地转释王之的话问。 “今年六十五岁啦!刚好和共和国同龄。”刘大伯回答。 “家里有多少人?”王之问。 刘大伯举着手指说:“家里共有七个人,两个儿子、两个孙女,一个媳妇,以及我们俩老。大儿子和媳妇带着一个孙女到城里打工,由于没有钱雇保姆,媳妇煮饭带孩子。大儿子每月打工收入近二千元,除付房租、水电费、孙女上学等费用外,再也没有剩余。打工十多年了,除回家过年买一些糖果外,我们做父母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一分钱。咱家庭贫穷,老二今年三十多岁尚不结婚,他力吃懒作,到处流串,有工就打,有钱就赌,一年到头不回家。啊!我们在农村是贫困户,他们在城里也是贫困户。” “你们家庭承包多少亩地?”王之接着问。 刘大伯听到王之这么一问,叹了一声说:“全家承包四亩地,耕种的重担全落在我们俩老身上。我老伴六十多岁了,身体长期有病,她在家带孙女。四亩地全由我一个人来耕种,随着年龄增大,我也力不从心啊!前几年,四亩地全部丢荒了,仅耕种自己家中的那几分自留地,种植一些水稻糊口,免得买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你们的生活仍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听你这么一说,心里很是难过。这些年来,我们下到基层很少,仅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真对不起你们。今天,如果不亲自来到你家,还真是了解不到这样的情况。刘大伯,我想听取你的意见一下,你觉得搞单干做法,好不好?”王之亲切的问。 “不好,我不赞成走单干。从目前情况来看,对农民有什么好处呢?”刘大伯气愤的反问。 “搞单干有什么不好呢?”王之用试探的口气问。 “这我不会说。反正,走单干比不上走集体化好。”刘大伯说得十分肯定。 “你说,走集体化有什么好?”王之有兴趣的问。 “走集体化,吃不愁穿不闷,人人平等,老了做不了,生产队就分给你吃。病了,有村里赤脚医生免费治疗。”刘大伯念念不忘的说。 “现在,村里不是也有合作医疗吗?”王之追问。 “合作医疗每次仅允许报销二十元,然而,看一次感冒最少有五、六十元,多出部分自己要掏腰包。合作医疗那是好听不好用啊!”刘大伯怨气说。 “照你这么说,还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好?”王之试问。 “是的,不是我一个人怀念那个年代,像我这一代人,好多人都怀念那个年代呢!”刘大伯微笑地说。 “好,今天打扰你了,谢谢您,非常真诚的交谈。”说到这里,王之站起来,从衣袋掏出五百元塞到刘大伯手里,转身走出门口。 刘大伯看到王之塞到自己手里是钱,立即追上来拉住王之的手说:“我不能收你的钱。”说着,他把钱重新塞回到王之的手里。 王之望着这位忠厚老实的大伯,深情地说:“钱不多,这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吧,买斤肉来补补身体。”说完,王之把钱硬硬塞给刘大伯手里后,转身离开了。 这时,刘大伯追到门外,看着王之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当年土改工作队又回来了……”说着,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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