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通信：结构、人物、细节和叙述的艺术（抱朴子）

林深数树

抱朴子：结构、人物、细节和叙述的艺术
--------长篇小说创作思考兼答原野枙子先生   


枙子大姐：您好。 长篇小说《沮漳行歌》已经拜读完毕，虽是匆匆一阅，没有精读，文中精要，已然明了。蒙您厚托，嘱我批评，现不揣浅陋，放言一说，如有不当，请您一笑了之。自古文章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与浅，皆为一家之言。唯立论之初心，出自尊敬与惺惺相惜，或可有得宽宥的基础。 您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想要展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沮漳河畔的革命风云，风云变幻下的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确实，您也做到了这一点，洋洋十六万字，贴近时代的脉搏，紧扣人物的命运，考据了史实资料，搜罗了地方文化，此等功夫的深入，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同样的题材，关于瓦仓起义，谭岩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大人们的那些事儿》中，从孩子的视角，已经有过精彩的表现。现在您从小人物的角度来展示一场宏大的历史事件，展示在历史转折时期，芸芸众生的命运起伏,其立意是很好的。小说中的许静云、黄四姐、周文淑、奂老太太、曾祥厚、青山，玉贵等等人物的粉墨登场，各自沉浮，都是在一个相似的大背景之下完成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的变化。这些都是是好的，都是一部长篇小说必然要有的骨架。 褒扬的话就此打住，下面我就长篇小说创作中必然要涉及的结构、人物、细节及叙述的艺术等方面结合您的小说本身谈谈我自己的想法，如有意见相左处，权当是艺术探讨。先说结构。 结构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首要因素，是骨架，骨立，血肉才有形，皮毛才存焉。关于结构，从来众说纷芸，莫衷一是。在中国传统小说里，结构是单线性的，一条线走到底，一线串珠，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章回体小说。我们经典的四大名著，概莫能外。虽说是线性的，但是那么宏大的叙事、众多的人物、繁杂的场景、交错的时空，他们在结构的搭建上也是煞费了苦心，有总纲、有分目，有归一。如烂花开遍山岗，风过处，迷人眼，但定睛细看，山有山脉，水有水脉，丝毫不差。真正讨论小说结构意义的，是外国小说家，特别是结构主义者。他们研究纵向与横向的关系，如罗兰·巴特研究纵向（其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把结构分为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他认为：“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渐归并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一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俄国学者维戈茨斯则研究横向，即“布局”，（维戈茨斯说：“如果我们单说作为某一小说的基础的事件本身，这就是这一小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到这一材料的各个部分以某种顺序、某种安排呈现给读者，即如何叙述这一事件，这就是这一作品的形式。”）……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到了外国现代派小说家眼里，小说的结构曾经一度被解构得乱七八糟。比如著名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在别人说该小说没有结构时，普鲁斯特听了特别生气。再说《尤里西斯》，相信初读者一定会被作家的结构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到东南西北，找不到阅读的出路。还有著名作家西蒙的长篇小说《弗兰德公路》，许多中国读者，也是如坠云雾之中（这大概也是这部小说如此卓越，在中国却知之者寡的原因吧）。 中国的读者，在小说结构上比较接受的还是《红楼梦》，小说结构如大观园，有一条子午中轴线贯通南北，各小区又自成体系，亭台楼阁，布局停当，清清爽爽。大人居正室，下人住偏房，小姐公子各安其位。这个结构是与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一脉相承的。曾有作家浩叹，《红楼梦》的结构正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可惜楼刚建好，一把大火就烧了。就我本人而言，既喜欢传统结构的四平八稳，又喜欢现代派小说的解构。 回到枙子这部长篇小说，就其小说展示的角度而言，其结构应该是传统的结构：有主线，有分目，有结局。纲举目张，阳光穿格，满眼璀璨。瓦仓起义始末，是主线，各人物的命运是分目，汇集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可惜的是，枙子没有把握好这个首要元素，致使小说看起来如珠落玉盘，读者只听见耳边一片叮噹之声，眼见一片乱珠散落。长篇小说的写作，作家们有一个共识，归纳起来是六字法，虎头猪肚豹尾，有说是凤头的，大意不差。开篇要好看，能够抓住读者，中部要充实丰满，结尾要有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十几年前，我在清晨开车送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鲍海鸣先生去三峡机场时，鲍先生出于感谢，教我电视连续剧创作秘籍，之一便是，开头前三集一定要抓住观众，如何抓住呢，开篇就把剧中主要人物集中亮相，把所有线索如草蛇灰线展示一下，留下天大的悬念，吊足观众胃口。其实回到长篇小说创作，情同此理。《白鹿原》开篇就上来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且自成一行。下段再娓娓道来。实在是高人手笔。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苏童的《黄雀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结构上都有独立的贡献，可以借鉴。

林深数树

　枙子的小说从三个烈士家属开篇，首先就失了气势，当然如果考虑到以一贯之的平民视角，不妨从一个女人、一个有身孕的女人的感觉开笔去写：许静云感觉要出大事了。她抚摸着日渐隆起的肚子，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或者：三个怀孕的女人一起坐在如火烧天的残阳之下，一起预感要出大事了。这样写，读者的阅读体验会完全不一样的。次说人物。 如果我们把结构理解成一座房子的框架的话，那么人物就真正还原为活动其间的人与物了。人物的关键是个性，个性的关键是细节。没有鲜明的细节，人物就千人一面了。有功力的作家，人物一出场，三笔两笔，人物就立了起来。更有力透纸背者，人物没有出场，就已经立了起来。前者如《巴黎圣母院》里的伽里莫多，《红与黑》里的于连，后者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范进中举》里的范进。人物立不起来，叙事就显得特别费劲；但是人物一旦立起来了，叙述就会变成顺理成章的河流，流光溢彩。 红楼里众才女诗会，林黛玉不会写薛宝钗的世事人情，薛宝钗也写不出林黛玉的哀怨嗟叹，袭人更不会写出小姐的情怀，因为她是下人丫环。能够在雅集之上吟出“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JB往里戳。”这种恶俗话来的也有薛蟠了。 风从虎，云从龙；鸡讲鸡语，鸭说鸭话，是人物塑造基本的要求，唯其如此，众人杂处，才面目清楚。 《沮漳行歌》里的人物，除了黄四姐、青云之外，其他人物基本都是面目不清，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为。这是需要下大力气云把他们扶起来的。小说是细节的艺术，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黄四姐的几个动作，几句打情骂俏，整个人就生动起来了。那么说细节。 细节是小说的灵魂。我们在阅读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不管是饱受诟病的《废都》，还是广受好评的《秦腔》，以及新近的《山本》，我们无一例外都会被他细节的处理能力深深折服。《废都》里写了一干文化人，真假都有，男女咸集，人物一出场，两个细节，人物立马鲜活。 “孟云房迷上了气功，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每有熟人聚会，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动辄给别人发功，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感觉是没有的。复念咒语，念得满嘴白沫，一头汗水，还是不行。众人就浪笑了。”“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因为趴得久了，蚊子叮那一双光腿，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此等鲜活细节，用得贴切，又接地气，让人立起来的同时，行云流水，十分养人。他写风来，吹落墙上一块瓦，瓦落下来，砸在靠墙睡的一头母猪身上，母猪当晚便早产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死死地把那个巷道的妖风给记住了。特别是《秦腔》里，从头至尾是密不透风的叙述，一个细节连着一个细节，水汽淋漓，一幅关中平原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如《清明上河图》，琳琅满目，五行八作，面目众多，却无一雷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映泉先生写父爱，先写寒冬腊月的，父亲赶儿子去山上砍柴，儿子一肚子怨恨地上了山，砍了柴，恨恨地挑回家，扔在地上，跟父亲示威。结果父亲冷冷的问：刀呢？儿子骄意顿失，惶然不知如何作答。父亲从背后拿出刀来。原来儿子在山里砍柴，父亲一直跟着的。这个细节的力量，胜似万语千言。他写穷人家孩子过年，在亲戚家受了屈辱。回家来，深夜父亲给儿子烤红薯，炭火温暖，红薯温暖，屋外寒风呼啸。此种功力，非一般作者所有。 细节不仅仅体现在人物的外貌和行为上，更体现在人物的语言上，枙子小说中的人物所缺乏的正是个性化的语言，千人一面，然后千人一言，或者说千人一言造成了千人一面的印象。当然这与一个作家对他的人物熟悉的程度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作为一部有历史史实的小说，枙子除了对几个大的人物需要着力研究之外，其他虚构的人物，更要明确人物设置的意义和他的独特性，即“这一个”。作家在这里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舞台搭建起来，让各色人物上来自己表演。否则，就只有自己去交待去叙述了，吃亏不说，还不讨好。

林深数树

最后讲叙述。 叙述是每一个作家都面临的课题。在叙述的层面上，我特别推荐是中国作家毕飞宇和莫言。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在叙述上可以说，达到了他自己都无法超越的高度。长短句的结合，不仅有词的美感，更有金属的悦耳之音。他写一个知青时代的女劳模，正值青春，但是被荣誉和观念所囿，青春的荷尔蒙长期压抑，养了一条大黑狗，一天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了，狗冷不丁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的奶子，她楞了一下，“醉了”。就两个字，醉了。类似的华章，在他的小说里比比皆是，让人如饮佳酿，快意酣畅。而莫言的叙述，有音乐之美，是交响乐的协奏，主调与复调的配合，直接把人拉进他的叙述之中，叙述本身成了阅读的牵引力。直接将叙述变成阅读动力的作家还有余华与刘震云。这里不再赘述。 回到枙子的这部小说，叙述上就没有了她自己原来小说中已有的纯熟。实在地讲，我是比较喜欢枙子的语言的，干净，醇厚，有生活的底色。但是当她在忙于交待故事时，就显得顾此失彼，语言本身的魁力就消磨得差不多了。特别是在她使用历史材料的时候，显然是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消化，用起来就是半生不熟的味道。 讲到这里，我荡开来，说一说我对历史小说的一知半解。所谓历史小说，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一定是作家个人的历史陈述。就是历史，也是史者个人眼里的历史，何况小说？史传司马迁宁可被宫刑，也不向权贵低头，我更宁愿相信那是史家的意淫，为自己的职业增加一丝崇高。在历史小说领域，唐浩明才气纵横，二月河笔生莲花，姚雪垠是正印派，高阳就是学术才子了。金庸更不用说，天马行空之际，总是历史的勾陈。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历史研透，研成粉末，加入调料，加入辅料，二两肉，一桌菜，色香味都有了。在这个层面上，台湾小说《城邦暴力团》实在值得学习。 作为瓦仓起义，历史的事实只有那么一星半点，而且穷棒子造反，到底有多少人生理想与政治理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也不是枙子小说应该关注的核心，作为小说家言，他所聚焦的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如何在动荡中发生变化，个人的喜怒哀乐才是本文的重点。沮河漳河，是小说的背景，不在乎大小，管中可窥豹，片叶知春秋。 很显然的，枙子在写作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搜罗了大量的资料，这种功课跟资料既帮了她的忙又成了捆绑她的绳索。 好吧，回到原点，首先我要向枙子表达我的敬意，写作是一件十分乏味的工作，非有大热爱，不能坚持；其次，我要说，《沮漳行歌》仍然是一部精彩的小说。大抵搞批评的人都有吹毛求疵的毛病，眼里有神，手底有鬼，说起别人来，眼高于顶，自己真做起来，却又贻笑大方。给枙子几条建议：一是当我在胡说（天下的母亲遇到别人说自己孩子长得不可爱，都不会高兴的。），二是将小说放几年，回头当成别人的作品来读，跟我一样的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动手把骨头挑出来，就好啦。 补充一下，大花屋的祖上不是靠勤俭起家的，他应该是曾国藩一脉。曾国藩有个兄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开小差去寡妇家睡觉，被洪军打乱。曾国藩以前线阵亡上报朝庭，请求抚恤封赏。朝庭的封赏文书既下，他兄弟却跑回来了，这在当时是欺君罔上，更可况当时大捷在即，朝中早就准备对功高盖主的汉官曾国藩削职夺权，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如果此事被朝庭知晓，灭顶之灾即在眼前。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好将他这个不成器的弟弟送到寺庙去隐姓埋名避祸，很有可能就是他后来暗渡陈仓来到了这里，过起了富家翁的生活。这个人叫曾国华。这样就好解释那块“欧柳遗范”的大匾额了。 另外，瓦仓起义时，李时鲜是受过思想洗礼的人，见过世面，有政治抱负，汪氏三兄弟，就谈不上什么理想抱负之类的东西，三个女人应该只有惊恐。这才是文学的意义。 且与枙子商榷。

林深数树

来自元辰夷陵评论（美篇），文学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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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游湖

写作，无论怎么去讲，归结到一点，就是写人。至于事，都是因人而生。怎么去写？除按一切传统规范来作外，与写作者的习性习惯有关。尽管现今中外，对写作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是在先有成品后才得以研究出来。所以说，功劳者并非理论家，而是写作者！其实，无论理论有几多，归结起来，也就两种：一为浪漫派，二为现实派。

yuem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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