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荣辉

高穴坡人

                                                                               我的父亲李荣辉
                                                                               女儿：李碧惠口述    刘方瑜整理
     睹物思人，每当我看到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箱、信袋、挎包、小小的一个酒杯以及他那“抗日战争负伤纪念奖章”，就不免想念我的父亲。回想他当年参军时英俊潇洒的样子；回想他被诬告打成“反革命”，受苦劳改，遭饿死去的悲惨情景。我每每想起父亲生前的那些苦情，就不由得潸然泪下。
     我的父亲李荣辉，生于1903年7月28日，是位国民党军人。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服刑满后因饥饿而死于劳改农场。         
    父亲年轻时聪明好学，力求上进，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小时候，在罗村坡私塾读书时，因为勤奋好学，加之天质聪明，读书习字都得到了当地区长李绍春等人的赞赏。
     1928年，父亲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毅然决定抛妻别子、弃耒从戎。那年我的大姐才五岁。父亲背井离乡后，随李仲春营长(李区长的弟弟)在贵阳、扎佐、息烽、赤水等地当兵，那时正是他风流倜傥的时候。1930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先后在湖北、南京、上海等地参军，曾任过排长、连长、营长等职。父亲积极投身抗日前线，报效祖国，积极 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抗日战斗中，勇于冲锋陷阵，曾两次负伤。因此授有“抗日战争负伤纪念奖章”，奖章上刻有“李荣辉”三个字。
    考入黄埔军校后，当年假期，我父亲回家探亲一次。便来贵阳与李仲春营长一道回家。来到凤岗遇到山寨土匪抢劫，后经家乡大桥头的人联系才摆平此事，没有发生刀枪冲突。经过此事，父亲感到“驱除内乱”是当务之急。回来不久，便又匆匆赶回部队。第二年生了我二姐，由于信息闭塞，父亲也不知添子的喜信。
     1937年，因南京大屠杀，首府失陷，处于一片战乱之中。当时在南京读书的李绍春之子李荣儒（李懿）在战乱中走失，那时父亲驻扎在南京，得知李荣儒失散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到处寻找李荣儒的下落。几经周折，1938年初，终于找到李荣儒。父亲告别了军营，便带李荣儒回家交予其父李绍春。
     回家后，父亲感到“外有日本侵略，内则军阀混乱。”何去何从，一片茫然。父亲怕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就再也没有返回部队。
    从护送李荣儒回家一事，李家人都认为我的父亲对人忠实。李绍春区长就邀请父亲在他家干事。李家把父亲作为他们处世的心腹、干事的左膀右臂。父亲并认李区长做保爷，就这样作为一个心腹在李区长家干事，一直干到解放来。
     我出生于1942年2月。和我共出生有六子，有三子没有长大成人。长成的都是三个姑娘。在那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老一辈人们心里都认为姑娘不是传承人，于是父亲就有纳妾续后的想法。1945年，我的父亲另又娶了小婆子，我们叫她“娘”。娘和我的大姐同龄，在关系上我们以母女相称。父亲有了小妾后，移情别恋，常常不管我的母亲，并无缘无故打我们的姐姐，以讨好我的娘欢心，其目的是想我的娘为他生男续后，这是封建时代人之常情的事。我的娘为我父亲生了两子，只有一女长成。我们四姐妹就成父亲了生命延续的传承人。我家没有男嗣，父亲便抱养了一个姓杨的男孩，叫杨昌礼，作为我家的掌门人。
     解放后，我的父亲也追求进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在自己家的院坝里，扛些河沙铺在地上，用小棒在河沙上写字，教当地的孩子学文化。当地多数孩子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很多名字取得很合符时代与潮流。父亲也积极支持革命活动，那时流行跳秧歌，以歌颂新政府，宣传新政策，我的父亲积极鼓动我参加，并从二十多里路处为我找来节节对节节的两根拍道情的竹竿。父亲还积极参加上夜校，帮助当地百姓识字脱盲，并向当地百姓宣传新政策。父亲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因我父亲有文化、字写得好，所以随时跟随土改的同志，帮忙填写土地证。
     据说解放前，有个外来只知姓李、不知姓名的乞丐，因为姓李，是本家，祖辈就同意来我家院子旁边立了个茅草棚棚。人们都叫他“李老二”。住了一段时间，不知是何原因与本家祖辈发生了冲突。本家祖辈就给“李老二”打了几家伙，把他茅草棚也烧毁了，并追走了他。后来不久，“李老二”就死在外面了。1951年，就在我父亲参加填写土地证时期，有一次土改工作会上，塘坝村有个参加土改工作的叫丁守成，在会上提出我父亲有命案。说是我父亲杀死当年在我院子寄居的“李老二”。当时就这样空口无凭，没有什么判决书，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了几句判决之类的话，就将父亲定为“反革命”。并当场捆绑起来，先在区公所关了两天，后来就送往桐梓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父亲送往劳改后，我们这一家几乎处于绝望之中。我的大姐、二姐已出嫁成家。母亲裹着小脚，常常卧病在床。我的娘又带着年幼的妹妹 。可想当时没有父亲的妻离子散的情景是多么的孤苦、悲凉与害怕。
     当时在那种革命的浪潮中是无处伸冤的。父亲就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在桐梓劳教两三年，1954年，又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到务川大坪的老虎沟改造。
     有一次，我的大姐哥在上务川的路上藏凤岩处看见劳改犯一路运粮，姐哥看到了我的父亲也在其中，那时由于政策控制，管押的严明。导致岳婿相见，不能相认，只有在相隔三十米远的地方相互对视着不敢搭话。
    我们得知父亲来到务川大坪的老虎沟的消息，就像好久乌云密布一时扯开晴天，太阳透过云层射入下来一样，心情豁然开朗。母亲病在床上再三唠叨着，记恋我的父亲，想我们去探望父亲，以便得知父亲劳改的情况与身体状况。我本惦父心切，加之母亲的唠叨，我决意要去探望我的父亲。我那年才十二岁。
    那是一个冬月时间，天气十分寒冷。一个十二岁的我，穿着单薄衣服和布鞋，挎着两碗大米，跟着一个当地的妇女前往老虎沟。这妇女姓杨，是罗村坡覃仁礼的妻子。因覃仁礼曾任伪乡长被判了刑，也在老虎沟劳改。我们从徐家坝经毛田到苏村，这杨氏妇女的娘家是苏村的，那天我们就在苏村她的娘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从苏村往后坝经柏村上芭蕉沟到官学，再从官学往江边上龙井坡经过三坑最终到达老虎沟。走拢已经是黄昏时分。走得我实在精疲力尽、气喘吁吁。我和那杨氏妇女打听各自的亲人，杨氏妇女听说她的丈夫在木油厂，因探看丈夫心急，便不顾天黑与我的去路，索性前往木油厂去了。这时我见人就打听，说我父亲估计在杨梅洞，要跟着脚码子印迹去，而且比较远。这时天也将黑，又冷又饿。去又怕找不到我的父亲，心里反复不停地在说：“我的爹呀，你快出现吧，你女儿来找你来了。”心慌、哭泣、祈祷，幻想父亲的出现，我无奈地就这样地在那里徘徊不停，就像一只失群的羔羊，孤苦怜仃的实在可怜。
   为了找到父亲的下落，我忐忑不安地四下打听有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是不是在杨梅洞。终于打听到父亲是在杨梅洞的下落。我火急火燎地来到杨梅洞，打听一个人，说认识我的父亲，就在这里。这时我的心才平静一些。这人叫我去找场里的干事，以便找点吃、找个住的地方、找干事安排父子见面要方便些。我鼓足勇气去见了干事，好心的干事叫我到火炉旁烤火，把衣服烘干，便打饭给我吃了，安排我睡了觉。这夜，我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而想到我艰难的来到这里情形，时而想到我父亲到底在不在这里猜想，时而想到家中母亲卧床病吟的情景等等，心绪十分复杂而苦涩。但我得感谢那些干事，虽然不热情，但从寡言少语中看出那些干事的心底善良。
    第二天，天还未大亮，门外就响起了哨子的声音。那是在催劳改的人们集合上班进洞挖矿。我起来偷偷地看那些上班劳改犯，没有见着我父亲。我心里有些焦急。到了十点钟，干事给我饭吃了。陆陆续续看到人们回来吃午饭。我去找到一个人，是个医生，医生问我了一些情况，看到我年纪小，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允许自由玩耍了。我来到劳改犯吃饭的地方。我看到我父亲，父亲也看到了我。父子相觑，顿时激动得浑身紧张而热乎。我们父子之间不敢答话。我哭也不敢哭，只是忍不住的流泪。父亲看到我的样子，眼晴红润了差点掉了眼泪，但不能让外人看出，父亲扭过头去，用手拭了眼睛后只顾吃饭，我知道父亲此时心情十分的沉重。吃完饭后，我看父亲往哪里走，便想跟着去。我去给干事打了招呼，说去玩去了。干事应许了。我便偷偷跟着父亲去了。走到他们挖矿的洞口，看见洞口前有个棚子，棚子前面放着一台机械秤。劳改的人们一个个从洞子里钻了进去。我在那儿徘徊的走着。不一会儿，称秤的来了，进洞的人们背着矿石慢慢的从洞里出来。我看到一个包着白色帕子的出来了，我知道是我的父亲。父亲出来三言两语地问我家里一些情况又匆匆进洞去。我又在洞口等我的父亲，等他第二回出来，又三言两语地与他说话。到第三回出来的时候，我和父亲说了两句，父亲便催我回干事处，离开父亲，我回头看到父亲下洞的情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酸痛，我的泪不禁流了出来。
    这天晚上，干事安排我们父子会面。父亲提着一个灰（火)笼来到我的住处，坐在我的铺子旁边，我坐在被窝里，父子此时可以毫不顾忌地摆谈了，定然无话不说。问劳改情况，问家乡变迁。这时心情种种，冤屈中带着喜幸，郁闷中带着舒畅。就这夜，我们父子俩摆了两个多钟头，直到吹哨熄灯为止。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要回老虎沟。父亲给我使眼色。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我便请求干事能批准父亲送回老虎沟。干事答应了，父亲送我，一路上我们便有了多摆谈的机会。在那种情景下，亲情护送，我感到有说不出的悲凉与兴奋，苦涩与幸福。
    探望父亲回来后，把父亲劳改的情形都告诉了我的母亲及姐妹。家人知道后便少了一些牵挂与忧虑。
    1958年我母亲病逝，父亲还在劳改，哪里允许回家奔丧？在百般无奈之下，只有依靠院子的弟兄叔侄把母亲的丧事办理。母亲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而草率，我那亡母之心是十分的伤痛。
     母亲死去那年我十六岁，多少能自食其力了，幸好我还读了几年书，识了点文化，后来聘请到砚山完小教书。
1960年生活紧张时期，农村各处民不聊生。机关、工厂也减量供应，人们也终日不能饱食。6月份，我被派到务川县城学俄语。又一次产生了看望父亲的念头。那时已经知道父亲服刑已满，当了工人，听说在老虎沟的木油厂上班。在学期期间，趁一个星期天，早早地起床，拿着一包汤圆、一盒蚊香等东西兴冲冲地往老虎沟的木油厂赶。走到罗溪下游的灭亡洞深沟里，看见过路的小木桥被冲坏了，顿时万分焦急。我一个人在那深沟沟里“爹呀妈呀”的哭了好一阵子，心里徘徊不定。总想试一试跳过去，看着滔滔的河水哪里敢跳。心想：跳不过被洪水冲走了，父亲也没有见着，学校也得找人，不是麻烦更大了。于是我又返回来，在一家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婆。对老太婆说：“我想急于过河。请您给我找人扛木板去把桥搭好了，我给您们钱好吗？”老太婆说：“人们饿得力气都没有了，那个还能扛木板呦。”隔一会，老太婆又说：“上面有人划船，过得去。”我当时请了老太婆带路来到了乘船的地方。心里才踏实了。我给了老太婆一点带路费，便坐了船过了罗溪。上了岸，又过第二道小河。那是踩水过，水淹到膝盖了，我被水冲了几撮爬，终于过了河。过第三道河时，看见有一个人，我便央求那人，扶我过了河。过了河对那人重声感谢后，便沿路上了木油场。到了木油场已经是少午时分了。我去问干事这儿有没有我父亲，干事拿出花名册看，说是去了老虎沟。我又急匆匆的跑到老虎沟问，说是去大坪关尖头补路去了。我这时，饥饿来袭，已经无力走路了，我便去找干事讨碗饭吃。干事说：“今天早上有个人没有来吃饭，我看还有没有。”去伙食房一看，幸好还有半斤粮票的饭，我去吃饭，见伙食房的大师傅正在做烧饼作下午饭。我想买几个给我父亲带去，大师傅说是按人头做的，没有多余的。我吃完饭，便提着我的口袋又直走大坪的关尖头。走到大坪，天已经黑了，好在是晴天，天上有星星照着有点看见路。在星光下我一个黑乎乎的一人影来到了关尖头。
    父亲见到我，有些意外与激动。我们去大坪饭店买饭吃。一路上，两父子摆谈着，那摆谈的声音在星光下有些清凉与惬意。来到大坪饭店，我们父子各自买了半斤饭和一碗莲花白菜。我悄悄地看父亲狼吞虎咽地吃饭，看来父亲从没有吃饱过。我便把我的饭吃一半边，留一半不动。父亲吃完后有食不果腹的样子。我说：“爹，我吃不完，你拿去吃了吧。”父亲说：“你吃那点就吃饱了。”我说在老虎沟吃了就过来。于是父亲就接过去吃了。吃了饭我们就在饭店里摆了一席龙门阵。我摆了家中的情况。父亲摆他有一次在洞子里头摔了一跤，倒插下去，险些插在石尖上，还算命大，没有事。现在在外面修路安全，就是饿饭。摆到家中幺婆寿命高时，父亲说：“我恐怕都有她的寿命，就是饿饭。”父亲谈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内心有说不出悲楚。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内心酸啾啾的很不是滋味。走出大坪饭店，父亲长叹口气说：“幺嘞，我今晚上才算吃饱了！”听到父亲这话，我心里又一阵辛酸涌起，泪水不禁地流了出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给父亲煮了汤圆吃，我吃了他食堂的饭。吃完饭，父亲要上工地，我们就分了手，我回了务川县城。一路回来，父亲那句“幺嘞，我今晚上才算吃饱了！”的话总是在我脑子里萦回。
    我在务川培训结束了，准备回砚山学校。回来前，我又想到去看我的父亲，在大坪这儿直走近多了。于是我买了5斤糯米和一些青冈子做的豆瓣酱以及蚊香等东西，直接去了关尖头。走到关尖头，说父亲们搬到老虎沟去了。听到了十分着急、伤心，不禁哭了起来。当时我要急着回家，就没有去老虎沟。悻悻地离开关尖头，回到了砚山。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当初为何不去老虎沟见我父亲一面呢？不想便罢，一想起就悔恨流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见到我父亲生前的一面。
    到了十月，天气渐渐寒冷起来。我准备了一床10斤多重的被条，几个碗，父亲部队上用过绑腿，便托我的叔父李荣成给我父亲带去。叔父回来不久，付家湾有个姓付的带信说我父亲死了。这个人与我父亲同时劳改，他们两人有个约定，两人若死了一人，都要想法给家里放信，把两根骨头弄回家。我当时去砚山邮局核对时间，路过街上李阳春门口，李阳春的妻子说：“付家湾有个姓付的，专门路过放信说，你父亲死了。”听到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脑子一片空白。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我到学校请了假，回了家。通知我的大姐，便请了幺爷李荣成，堂哥李大寿、李大祥，父亲抱养的哥哥杨昌礼。准备了两斤蕨泥子粑粑，一些粮票。六人去老虎沟接我的父亲。
    走了两天到了老虎沟，天已快黑了。我和大姐去找父亲的坟，找了好久，才从像铺红薯的坟堆里找到父亲的牌子。当晚我们就在老虎沟住宿。第二天一早，我和幺爷就去医院收拾父亲的一些遗物。大姐和几个哥哥就去挖父亲的尸体。父亲的尸体弄出来后，我们强忍着悲痛，振作精神，把父亲弄上担架匆匆往回走。前面幺爷和几个哥哥轮流替换抬着父亲走，我和大姐背着东西跟在后面。焦虑的心情伴着急匆匆的脚步在路上走着。走到柏村，天已黑了，我们将父亲的尸体桥在住宿旁边的一个树下，便住了下来。第二天又抬着父亲尸体急着往家赶。
    走到徐家坝，我忽然想起付家湾那个放信的人对街上李阳春的妻子说，老虎沟那里埋的人有把牌子插错的，有些不注意把人挖错了又抬回去换的。想到这事，我心里顿时不安，便问大姐说：“你们把爹的尸体认准没有？”大姐说：“我们挖开脚一头，看见三个脚趾是背起的，那是我爹记号，我们就确认了。”听到这一说。说明他们没有把父亲的脸部打开看。我顿时万分焦虑，如果把尸体抬错了怎么办？已经快走到拢家了。我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提示，内心又责怪大姐不细心。一路上，空气像被凝固一般。大家都不说话，一路又急又气。抬回家里，打开脸部一看，认出是我的父亲，心里才落下了。
     我们把父亲办了丧事，按照农村风俗简约做了上山道场。把父亲安葬在老家私栗树老屋基。
   1983年10月，我们几姐妹共同为我父亲除灵立碑，并由姐哥付德坚为父亲撰写碑文，以记述了父亲一生坎坷曲折的艰难历程。
其碑文如下：
    壮志昂扬，外出他乡，成仁取义 ，驱除魍魉 。御敌门于外三千里 ，成仁得事返他乡。 弃耒从戎 ，奋发自攻 ，黄埔军校习军术 ，封官民意兵心顺 。仇除雪耻得告终 。强邻环列 ，虎视鹰瞵 ，蚕食鲸吞 ，瓜分中原。 丞拯斯于民于水火， 切扶大厦之将倾 。投身抗战， 伤负天涯 ，金陵失陷 ，国都出场。 烈士鲜血染长江， 未死诸君毅力强。 意志坚强， 始终抵抗， 救国救民 ，大吉大昌。 八年抗战日投降， 交替事宜回故乡。为国为民， 后裔不悉， 没享其誉，浑身伤痕 、带入九泉。
    抗御倭寇洒血金陵渗四海， 保卫中华臂负伤痕赴九泉。
    每逢清明扫墓，来到父亲的坟前，如诉如泣地读着碑上的文字，不免勾起父亲生前的一些曲折、艰难、苦涩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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