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哮喘病抗衡的故事 60年代,我出生在大别山下一个偏僻农村,7岁那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见我比村里同年龄孩子们的个头高大,为了给家里每天挣4分工,冬天能够多分些粮食,生产队里刚买的一条黄牛安排我来放。从此,我成了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放牛娃。 放牛看着是一件很轻闲的活儿,可干起来并不轻闲,那时没有钟表,农忙季节早晨上山放牛,全靠公鸡打鸣提醒。凌晨鸡叫二遍起床,跑到生产队牛棚里把牛牵出来,跟着生产队老牛把式老田舅爷,一块把牛牵到有青草的山上去放。天亮牛吃饱了,把牛牵到需要耕耙的田间,把牛交到牛把式们手中跑回家吃早饭。 吃完早饭,背上铁锨和粪筐跑到牛棚打扫卫生,把牛在夜间拉的屎尿清理出去后,跑回家躺在床上迷瞪一会儿。中午,再跑到牛把式干活的地方,趁社员们中午收工回家吃午饭时间,我们这些放牛的再把牛牵到山上去放。吃过午饭,社员们开工下地干活前,再把牛送到牛把式手中。 乘下午空闲时间,把牛棚打扫干净铺上干稻草,保证牛晚上休息好,第二天好下田干活。天黑,社员们收工回家,我们放牛的再把牛从田间牵到山上,牛什么时候吃饱肚子,我们放牛的什么时候回去。放牛,春秋季还好受些,最难受和最难熬的就是夏天,浑身被蚊虫叮咬肿得青一块紫一块,用手挠破感染不仅冒血水,还让人疼痛难忍。盛夏酷暑风雨无阻,让人吃尽了酸甜苦辣。今天只怕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够吃这种苦。 9岁那年,夏天,一天凌晨睡梦中,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十分困难,被哮喘憋闷得小便失禁,感觉自己马上快不行了,难受的痛哭流涕。同床的弟弟被吓醒后,把父亲和母亲叫了过来,父母见我被喘得嗷嗷大叫脸庞发青,准备到大队部找赤脚医生时,我的哮喘突然平息了,大约10分钟后,我又变成了正常人。当我准备下床去放牛时,父亲紧紧把我抱在怀中,两眼含着泪水告诉我,今后家里就是穷得吃糖啃树皮,也不让你再放牛了。时间过去50多年了,父亲当年说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70年代,老家农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公社卫生院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就是一台听诊器外,全靠医生号脉和看舌苔判断病情。第二天,父亲把我带到公社卫生院,老中医检查完我的身体后,告诉父亲,由于我年纪太小放牛和长年累月受风吹雨淋,没有成年人抵抗力大,患的是十分严重的急性哮喘病,如不急时治疗缓解病情,发作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先回去观察观察再说。 父母见我成了正常人,误认为哮喘不会再犯了,可让父母万万没有想到是,第三天凌晨接近我起床放牛时间,朦朦胧胧感觉又哮喘起来,并且比第一次更厉害,高度发昏时连呼吸都听不到了,甚至完全停止了呼吸,没有了生命特征,把父母吓得魂飞天外。可由那时村里交通闭塞不通公路,去公社卫生院需要步行山路用担架抬,父母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受疾病折磨,急得泪流满面没办法。十几多分钟后,我的身体又恢复了平常,第二天根本看不出我是个病人。 令人奇怪的是,接下来连续几天,我的哮喘天天凌晨发作,让身体彻底支撑不住了,身体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我的病情村里老人们得知后,都认为我得的是一种“怪病”,建议父母按迷信试试治疗。病急乱投医,本来不相信迷信的父亲,为治疗我的哮喘病什么也不顾了,四处托亲告友寻找“神医”,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在“神医”装神弄鬼的捣鼓下,我的哮喘病奇迹般的慢慢减轻了,每天凌晨也不再发作了。神医把我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 我的哮喘病通过“神医”治疗,虽然凌晨不再发作了,但每当感觉呼吸有困难时,随时服一粒氨茶碱药片外,父亲和母亲仍在四处打听治疗哮喘病的“土药方”。母亲不知从哪里得知,把厕所里茅坑里蛆虫打捞上来,用清水洗净后放在瓦片上,用小火焙干用擀面杖碾碎口服,说向不怕让人笑话的话,服用几个月不见一点效果,母亲才让停止服用。今天回想起来,还让人有些反胃和恶心,只想呕吐。 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我犯病那一刻起,每天凌晨父亲和母亲都会点着煤油灯来到我床前,把我喊醒问我呼吸怎样,直到我告诉呼吸正常,父亲和母亲才敢离开。一天,父亲去公社开会中,有位参加会议的大队干部告诉父亲,一个用蜂蜜煮丝瓜治疗哮喘病民间验方。父亲连会议都不参加了,从街上供销社买罐蜂蜜赶回家里,让母亲从菜园摘几根丝瓜用锅煮熟,服了一段时间,同样没见一点效果。为治疗我的哮喘病,父亲和母亲为我找了多少治疗方法,只能用不计其数回答。 经过两年在家治疗,和父母细心照料下,我的哮喘病的确减轻了不少。父亲看着村里和我同龄小伙们,大队小学都读二年级了,我11岁还在家里没上学,过完春节,父亲把我送进大队小学读书。父亲把我带到学校领到校长面前,校长一看我的个头,让二年级班主任过来,把我带到了二年级教室。从放牛娃到学生娃,让班里同学羡慕的是,我这个跳级生学习成绩却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名。 父亲生前也是一个哮喘病患者,每当哮喘病复发时服几粒氨茶碱片,父亲呼吸一会儿就正常了。1976年6月,父亲不知从哪里得知驻马店有家医院通过线穿肺手术,可以治愈哮喘病的消息,父亲从老家乘车赶到驻马店这家医院做了穿肺手术。父亲从驻马店医院做完手术,回来告诉母说,他离开医院时医生再三提醒说,未拆线前,一不能干重体力活,二不更不能干凉水活,如果不听医生的话,后果十分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却把医生的提醒当作了耳边风。 父亲是个硬汉子,更是个根本闲不住的人,过完春节,生产队开工干活,父亲完全忘记了医生的提醒,不听母亲的再三劝阻,高卷裤腿下到冰冷的水田干活。大约一个月后,父亲的肺部穿线处开始红肿,刚开始父亲并没有在意,直到肺部肿胀疼痛得不能下地干活了,父亲才赶到驻马店医院去复查。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父亲说,父亲的病不能再动手术了,让回家慢慢休养休养。其实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当时医生并没有向父亲说实话。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心里还只想掉泪,父亲从驻马店回到家里,不但不能下地干活了,哮喘病发作时肺部的剧烈疼痛,把父亲折磨得死去活来,服用再多氨茶碱也不见效了。父亲躺在床上,一会放声大哭,一会儿放声大叫,每天放学走到院子里,听见躺在床上大哭大叫的父亲,要不是有弟弟和妹妹陪伴,我一个人真的不敢踏进家门,不知害怕什么。母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到家里,看见躺在床上大喊大叫的父亲,根本没有心思管我和弟弟、妹妹,坐在父亲床前以泪洗面。真的让人很痛心。 春节,别人家都在放鞭炮欢欢喜喜过年,而我们家里却冷冷清清,却找不到一点过春节气氛,除夕晚上,躺在床上的父亲,被病折磨疼痛得爹一声,妈一声大哭大叫。母亲强忍泪水,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后,坐在父亲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哭。17岁的我,看着可怜巴巴的弟弟和妹妹,一边劝母亲不要哭了,一边把弟弟和妹妹拉坐到桌子上,哄劝弟弟和妹妹吃饭。1978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43岁,父亲年轻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为了养活弟弟和两个妹妹,正在读中学的我不得不放下书包,回到生产队和母亲一道参加劳动。回想起生产队时代,那时和今天同样多的田地,不知哪来那么多农活,一年到头忙,几乎天天都有活干,只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大家才闲了下来。也许由于干农活太劳累,我的哮喘病开始经常犯,不过,每当感觉呼吸有些困难时,服用一粒氨茶碱,呼吸一会儿就顺畅了,下地照样干农活。 1983年,是我人生的大转折年,3月,一天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我阅读完中国青年报准备脱衣上床睡觉时,受刚阅读完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影响,我把山区青年读书订报难写成稿件,反映给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这篇豆腐干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后。84年3月,我不仅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还被县邮电局聘为山村邮递员。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农民到山村邮递员。 尝到读书带来的甜头,我的学习劲头更大了,在担任山村邮递员期间,我白天奔走在山村邮路上,晚上,一头扎进书报里,一边阅读书刊,一边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投稿。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竞成,连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和先进个人。91年3月,为了圆我的“记者梦”想,我辞掉家乡山村邮递员工作,踏上了我的打工之路,去寻找我远大的人生梦想。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当记者就要主持正义,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就要多多关注农民工,为他们呼吁和伸张正义。96年,我发现吴江盛泽镇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1月30日,中国纺织报一版刊登了,我写的“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2003年,我在郑州建筑工地调研中,发现一些包工头对待农民工,就像过去的“周扒皮”一个样,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写的“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文章。 让我值得庆幸的是,“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北京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等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先后受到中国青年报、央视“面对面”、浙江电视台、新民周刊、贵州广播电台等10余家新闻媒体记者专访。2009年2月1日,我在人民网发表了《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八盼”》的文章,当天下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作出重要批示,受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采访。 2002年6月,由于长年累月奔波出外采访,一天,从外地采访回到郑州家中,吃午饭时,突然感到胸闷和上气不接下气,一会发昏,一会苏醒,吓得妻子放声大哭,情急之下,妻子拿起床边电话拨打“120”急救电话时,恢复平静的我拉住妻子说,让她去附近药店买只氧气袋,去医院灌袋氧气回来,我们家在郑州连房子都没有,家里穷不需要去医院浪费钱。 老吴是条硬汉子,如果不是条硬汉子,只怕早不在人世间了。一天,我和同事在某县采访,早上,在街边小吃店早餐时,突然哮喘病又犯了,陪同吃早餐的新闻科长,见我哮喘得发昏不醒人世,吓得急忙打电话叫来了县人民医急救车,急救车赶来时,我已恢复了平静,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发现我的身体一切正常,根本看不出是个刚发过病的人。害怕哮喘病再次发作,我和同事赶回了郑州。 回到郑州家中,妻子得知情况后,第一反映就是让我彻底戒烟,为了让我彻底把烟戒掉,妻子跑到超市买回各种零食,并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陪着我戒烟。戒烟说起来容易,戒掉真的不那么容易,并且十分的难,特别是后两天,烟瘾上来时,急得人抓耳挠腮,拿着扫帚四处扫地,看能不能扫出一支平时扔下的烟头过过瘾。我的戒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20多年来,从没抽过一支烟。 2002年,是我人生中生死攸关的一年,短短一年时间,急性哮喘病犯了6次,其中,昏厥最严重的一次,梦见村上死亡多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亲,一个个都喊我到他们那边去,而父母却阻拦我不让过去,大声提醒我说,儿子千万不能过来,你过来就回不去了。昏厥中的我心里也很明白,提醒告诫自己不能过去。苏醒过来后,当我把刚才“梦中”发生的事,告诉妻子,把妻子吓出一身冷汗。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一次次生与死的抗争,哮喘病不但没能把我击垮,反而增强了我的抗病意志和抗病精神,每次发作感觉呼吸困难时,我把氧气袋拿出来插进鼻孔里,打开电脑写写东西,来减轻哮喘病带来的压力和痛苦。2013年,通过借钱和银行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在郑州总算了落脚点。搬家那天,妻子问我氧气袋还要不要了,我随手把氧气袋往垃圾桶里一扔,便和妻子开玩笑说,希望永远告别这玩意。 为了治愈我的哮喘病,妻子一边四处求医问药,一边从互联网上搜索查找治疗哮喘病的药方。2003年,妻子从网上寻找到治疗哮喘病中药方,通过试服用几副药效果比较对症,哮喘病减轻了,有心的妻子从此喜欢上中医,业余时间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学习中医知识。2021年,学习多年中医知识的妻子,心中有了更远大的理想,就是考个医生资格证,11月,通过严格的考场竞争,妻子终于梦想成真,拿到了医生资格证。 转眼50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生生死死和命悬一线,与哮喘病拼命抗争的患者,每每回想起自己与哮喘病生死存亡的抗争,心里总是有种说不的味道,有很多感慨,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历历在目,寻医问药求医路上经历的坎坷让人痛心疾首,特别是那些让人痛恨充当“神医”的骗子们,为治疗哮喘病被骗过多少钱,我只能用记不清楚来计算。要问我服有多少药,没有一卡车也差不了多少。 最后,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心愿,盼望在我有生之年,医疗研究专家学者们,能够研制出治愈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特效药,把支气管炎哮喘病患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转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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